专题 | 推移的边界：德国新右翼话语背景下的莫妮卡·马龙事件
徐 畅 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近现代德语文学。
内容提要 2020年10月，德国菲舍尔出版社终止了与作家莫妮卡·马龙近四十年的合作，消息公布后在德国媒体上引发了巨大的舆论争议。很多评论认为，马龙是由于与主流政治观点不一致而受到了出版社的言论压制，是“取消文化”的牺牲品。本文认为，莫妮卡·马龙事件是一个极好的窗口，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观察和了解包括新右翼话语在内的德国当代舆论话语纷争，同时也促使人们反思文学在这种纷争中的角色和处境。
关键词 莫妮卡·马龙 德国新右翼话语 “取消文化”
2020年10月18日，德国作家莫妮卡·马龙（Monika Maron，1941—）在一次媒体访谈中透露，菲舍尔出版社（Fischer Verlag）终止了与她近四十年的合作，今后将不再出版她的作品。消息公布后迅速引发了极大的舆论反响，各大媒体的文艺副刊连续几周长篇累牍地报道和评论此事。按照德国广播电台（DLF）一篇评论文章的总结，参与讨论的声音中“压倒性的是对这一事件的不解和困惑”。这里所谓的“不解和困惑”，其实主要是对出版社的批评和谴责，不少人认为马龙是由于与主流政治观点不一致而受到了出版社的言论压制，成了“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牺牲品。《新苏黎世报》甚至直接断言出版社“赶走”马龙是在德国这个日益“分裂的国度”里充斥的“意见斗争”环境下所犯的一个“错误”。可以说，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舆论战色彩。
（莫妮卡·马龙，图片源自Yandex）
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所引发的舆论反响为何如此强烈？本文认为，莫妮卡·马龙事件是一个极好的窗口，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观察和了解包括新右翼话语在内的德国当代舆论话语纷争，同时也促使人们反思文学在这种纷争中的角色和处境。
莫妮卡·马龙出生于柏林，1988年之前生活在原民主德国。1981年，她创作的一本批评前东德环境污染问题的小说《飞灰》（Flugasche）由西德菲舍尔出版社出版，此后双方便展开了长达几十年的合作。马龙曾获得克莱斯特奖、荷尔德林奖等多个文学奖项，其作品以犀利幽默、富于批判精神见长。近年来，她多次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对伊斯兰教和德国移民政策的批评，同时也在小说作品中对相关话题进行批评。2012年，她以《为什么说伊斯兰不属于德国》为题在媒体上撰文批评默克尔政府的移民政策“草率而不负责任”，2014年底，她前往德累斯顿的“佩吉达运动”（Pegida，即“爱国的欧洲人反对伊斯兰”）游行现场，随后在媒体上撰文对“佩吉达运动”表示同情，反对为其贴上“仇外”“种族主义”和“反伊斯兰”的标签，称游行的参与者们既非种族主义者，也不仇恨外国人，更谈不上具有纳粹思想。但与此同时她又表示，她本人无法成为伊斯兰之友，因为她认为那是一种“未开化的宗教”，具有明显而巨大的“仇恨潜能”，她认为伊斯兰移民破坏了德国法制和文明准则，主张捍卫艰苦斗争得来的世俗化，呼吁政治家们与这个未完成启蒙的宗教划清界线。
（《飞灰》，图片源自必应）
马龙认为，当代德国主流话语已经被左派的“政治正确”所统治，这种“政治正确”罔顾人们的真实感受而封锁和压制一切不同意见，种族话语和女权主义性别话语都是其中的显著例子。她2018年出版的《穆宁，或头脑的混乱》（Munin oder Chaos im Kopf）和2020年出版的《阿图尔·兰茨》（Artur Lanz）两部小说在很多方面都与这种“主流话语”背道而驰，甚至被认为是对它们的挑衅。例如《阿图尔·兰茨》中有一处写到，女主人公在深夜回家路上回想起好友不久前问她的一个问题：如果她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听到自己身后传来男人的脚步声，随后发现那是一名“浅肤色的三四十岁的男子”，这时她会不会既感到如释重负，同时又为自己的如释重负感到羞耻？这个情节的矛头所指显然是主流话语中的“种族话语禁忌”，因为这种禁忌禁止人们说出内心关于种族的“真实感受”。为了证明这种感受的真实性，小说随后写到，女主人公想起自己曾经读到过，就连黑人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也有过几乎完全相同的经历，那是在纽约或者华盛顿街头，当这位黑人民权领袖发现跟在自己身后的是一名白人时，他也同样感到如释重负，并且“尽管这种感受如此真实，他却为感之到羞耻”。
《阿图尔·兰茨》的主题是慨叹“英雄时代”的没落和传统男性形象的瓦解，男主人公的名字“阿图尔·兰茨”暗含对中世纪传说中的亚瑟王和兰斯洛特骑士的指向。尽管并未言明，但小说关于“理想男性”和“后英雄时代”的思考似乎与“深夜街头的脚步声”这样一种暗示着某种潜在危险的语境隐秘相联，因为“没有感受到威胁的人不会需求英雄”。在文学批评家福尔克·魏德曼（Volker Weidermann）对她做的一次访谈中，马龙对于媒体上充斥着“苗条少年”的现象表示遗憾，她认为男人被剥夺了传统的“养家者”角色，人们甚至还对那种角色抱有敌意，这令她感到绝望。她希望男人们“重新想起他们的男子气概”，因为这是一个并不太平的时代，而“一个社会如果不愿捍卫自己，就会走向灭亡”。在马龙看来，英雄虽已灭绝，但对英雄的渴望仍在，因此她发问：“难道因为德国的罪责就永远禁止一切关于德意志英雄的思想吗？”
（福尔克·魏德曼，图片源自Yandex）
显然，马龙所勾勒的中世纪英雄式的理想男性形象与女权主义者瓦解传统性别角色的诉求相对立，而她对“德意志英雄”的渴望和她所传达的针对“外来威胁”的斗争呼吁也与德国主流媒体中宣传的多元文化主张以及德国政府的移民政策相悖。由于她的这些公开言论以及作品所传达的颇受争议的价值观，马龙近年来在媒体上给人的印象一直带有很强的右翼色彩。
菲舍尔出版社停止与马龙合作的消息传出后，很多报道和评论都批评出版社的做法是对言论自由的伤害，甚至是“启蒙精神旗号下的禁忌训诫”。尤其是媒体报道下面的网民评论，基本上被支持马龙、批评出版社的声音占领，菲舍尔出版社不得不就此事做了公开说明。在声明中，出版社负责人布布里茨（Siv Bublitz）表示，“做出此决定的原因并非由于莫妮卡·马龙书籍作品中的政治主题和她在报刊媒体上的政治言论”，真正原因是“马龙女士在与安泰出版社合作的洛施维茨书屋出了一本书。而安泰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支持种族主义立场的书籍。我们的意见光谱的边界是非常宽广的，但同时也非常清晰。一位作家同时在那个环境和在菲舍尔出书，这对我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按照布布里茨的说法，此次事件的起因是马龙在洛施维茨书屋出版了一本名为《风蚀的形象》（Krumme Gestalten,vom Wind gebissen）的随笔集，放在一个名为“流亡”的系列中出版，由安泰出版社负责营销。随笔集出版后的几个月里，菲舍尔出版社多次尝试与马龙沟通，希望她与这个出版环境保持清晰的距离，但马龙拒绝了，因此出版社最终结束与马龙的合作实属无奈之举。菲舍尔出版社为什么如此抗拒与这个出版环境产生牵连？简单地说，这个环境就是围绕在洛施维茨书屋负责人达根（Susanne Dagen）和安泰出版社负责人库比契克（Götz Kubitschek）周围的新右翼思想和言论环境。
（库比契克，图片源自Yandex）
库比契克是一位在德国极富影响的新右翼活动家，可以说是德国新右翼运动的“教父”和“策略家”，他创办的新右翼智囊机构“国家政策研究所”被评定为具有右翼极端主义嫌疑而受到德国宪法保护局的监控。库比契克曾于2015年申请加入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因思想“太右”未被接受。但库比契克依然对该党的方针和决策发挥着重要影响，并且居于幕后策划创建了选择党内一个最极端的派系——“羽翼”（Flügel），虽然人在党外，但他的思想一直辗转通过“羽翼”而影响着选择党的方针和路线制定。2020年3月，德国宪法保护局将“羽翼”评定为“反对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极右翼势力”，之后不久，羽翼派系在选择党联邦主席团的要求下在形式上自行解散，但其势力还在推动德国选择党进一步激进化，身为“羽翼”的幕后谋士，库比契克在该派系中发挥的作用无论在解散前还是解散后都不可低估。
书商苏珊娜·达根是另一名右翼活跃分子，自2017年起以多种形式参与被德国宪法保护局明确列入监控名单的极右翼组织举办的活动。2018年，她在网上推出了一个名为“开卷?/?掩卷：与右翼一起读书”的系列读书节目，效仿德国著名的电视读书节目“文学四重奏”，对一些新书进行推荐和点评。节目由达根和柯西察（Ellen Kositza）共同主持，后者是库比契克的妻子，同样也是一位活跃的新右翼活动家。两人主持的这个节目曾为新纳粹辩护，甚至请了化名为罗伯特·瓦格纳的马丁·赛尔纳（Martin Sellner）作为谈话嘉宾，后者曾在当地的犹太教堂张贴纳粹的万字符，后来又散播所谓“民族大调换”的阴谋论，鼓动“榨干、挖空和孤立传统的主流媒体”，已被奥地利宪法保护局归类为有犯罪嫌疑和潜在危险的极右翼分子。西方大部分网络社交媒体都已经封锁了赛尔纳的账号，然而这样一个人却在达根和柯西察的节目中找到了一个平台。
毫无疑问，这个令菲舍尔出版社不能接受的环境的确具有难以否认的右翼极端主义色彩，而库比契克等人对马龙似乎格外青睐，除了这次给马龙出版随笔集之外，达根的“与右翼一起读书”节目在第一期就推荐了马龙2018年的小说《穆宁，或头脑的混乱》。那么马龙本人如何看待她与他们之间的联系呢？在事件发生后的一次访谈中，马龙表示，她并不喜欢“流亡”这个书系标签，也不知道这本书是由库比契克来营销的，她与库比契克的观念并不相近。与此同时她也表示，达根是她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尽管她并不赞同后者的全部政治主张，但她不想结束这份朋友关系。随着访谈内容的发布，批评者立刻指责菲舍尔出版社是在搞“连坐”，并暗示出版社此举是“取消文化”的表现，称“一个像莫妮卡·马龙这样的作家是我们不应抹除掉的”。还有媒体干脆直接以“取消文化”为标题谈论此次事件，暗示马龙是“政治正确”的受害者。
（马丁·赛尔纳，图片源自Yandex）
当然，也有人对这种指责持保留态度，并质疑这件事是否真的应被视为“取消文化”。事实上，对于类似的情况，早就有出版人明确捍卫自己的“拒绝的自由”：“作家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的稿子交给某家出版社而不给别的出版社，出版社可以自由地接受或拒绝接受他的稿子，书商可以自由地购进或不购进这本书。这里的每一个环节，包括拒绝的情况，都不存在对自由权利的伤害。”由于舆论的声音过大，出版社负责人布布里茨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她说，作为一家由犹太人创办的出版社，菲舍尔出版社及其旗下的很多作家在第三帝国时期曾因纳粹的种族主义迫害而被迫流亡国外，这段沉痛的历史决定了出版社不可能顾左右而言他，假装不知道库比契克和达根周边那个出版环境的种族主义立场，也不可能间接地支持这样一种与出版社自身传统、历史和价值观直接相悖的出版环境。
从事情的后续发展和实际结果来看，这次事件确实很难谈得上是针对马龙的“取消文化”，一方面，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批评更多地是针对出版社而非针对马龙，另一方面，就在舆论热度未减之时，马龙已经在11月初签约了一家新的出版社，并在12月出版了一本新的小说。由于新书是在媒体热点的背景下推出的，所以马龙非但谈不上被“取消”，反倒格外醒目地将自己和自己的新书推到了公众面前。在一些观察者看来，整件事难免令人怀疑是一场炒作，无论如何，它的商业效果至少是非常成功的。因此有媒体评论说，就“注意力经济”来说，马龙事件“全中”。
事实上，如果回顾事情的整个发展过程就会发现，这次事件确实难以排除炒作的嫌疑。最早的消息是由马龙本人10月18日通过媒体访谈发布的，在那则具有导火索效果的访谈中，马龙称自己被出版社“赶出来”了，并说：“作为一名写作者，我现在无家可归了，这对于一个79岁的老人来说绝对是一个生存问题。”消息见报当天，就有人怀疑她这种打感情牌博取同情的说法似乎是有意要将舆论往“取消文化”的方向引导，而后来的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继马龙本人用“Rausschmiss”（“赶出”）一词形容出版社终止合作的决定后，不少媒体在报道此事时都使用了含义色彩相似的“Rauswurf”（“驱逐，解雇”）一词，并纷纷给出版社扣上搞“取消文化”的帽子。如果说这场事件确实是一次炒作的话，那么它的效果和影响绝不仅限于商业方面。综观事件过程中的各种媒体报道和网络评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公众舆论压倒性的倾斜，而菲舍尔出版社在这场舆论争端中饱受批评，极为被动。正如北德意志广播电台（NDR）网站文化版文学主编屈恩（Ulrich Kühn）所说的那样，在群情沸腾之中，菲舍尔出版社“压根没办法从这场舆论战中脱身”，它“只能机械地为自己辩护”。从言论的政治倾向这个角度看，在这次事件引发的舆论声音中，以出版社为代表的所谓左翼“主流”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众矢之的，而具有极端倾向的右翼观点和言论反倒成了所谓“政治正确”的“受害者”。就社会舆论效果而言，整场事件与其说如一些媒体所宣称的那样反映了主流对不同声音的言论压制，不如说更像是新右翼话语在德国公共舆论空间的又一次成功巡行。
“新右翼”（Neue Rechte）是一个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在西欧一些国家出现的概念，它既是各种极右翼思想派别的统称，也是某些右翼团体的自称。一般认为德国的新右翼脱胎于1964年成立的极右翼政党德国国家民主党（NPD），1970年代初该党在议会遭遇失败后，一些右翼成员和组织为了区别于该党而开始自称为“新右翼”，后来又受到法国新右翼的决定性影响。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之后，出现了更多的新右翼团体、媒体和机构。2013年，德国选择党在欧洲难民危机背景下成立，2017年进入德国联邦议会，成为德国近年来最受瞩目的新右翼政党。
新右翼与德国国家民主党所代表的“旧右翼”的区别，首先在于两者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背后的理论资源不同。旧右翼在纲领和语言上表现出很多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相近之处，其主张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和仇恨色彩。新右翼则避开与纳粹的直接联系，主要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些后来被称为“保守主义革命”的思想家那里汲取理论资源，尤其是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的反自由主义学说、敌我二分法、对社会内部多元主义的根本性排斥以及民主要求“同质性”、要求“消除或根除异质性”的思想，更是为新右翼强化民族国家、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伊斯兰和外来移民的主张提供了极大的理论支持。新右翼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是“族群多元主义”（Ethnopluralismus）。这个词表面上看与主张多元融合的文化多元主义概念非常相似，但实际含义却截然相反，它强调的是不同族群和文化的差异和区别，主张每个族群都待在各自所属的国家和社会中，反对不同族群的混居与融合。
新右翼与旧右翼的另一重要区别是两者的行动方针和话语策略不同。新右翼的领导人物和主要参与者多为具有学院背景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常常被称为“智识右翼”（Intellektuelle Rechte）。他们有自己的智囊机构、自己的出版社和刊物，其社会活动的根本目标是推动一场“右翼的文化革命”，力图通过文化和智识影响获得权力。新右翼非常注意话语策略，他们提出的概念和口号往往具有中性化、学术化特点，而且总是以和平的文化讨论形象参与公共舆论，意在以此方式一点一点地渗透和影响社会的中间派。
（德国国家民主党，图片源自Yandex）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十来年，德国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全社会右转”的极为明显的整体右倾趋势：“在过去几年里，社会上的‘中间派’和占统治地位的话语已经明显向右移动，种族主义、反女权主义以及反犹主义话语不再仅仅出现在酒馆里，它们在报纸副刊上和电视脱口秀里也成了社交上可接受的、合法的立场。”（Nicht：220）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但无疑也离不开新右翼几十年来的活动。虽然最近几年，随着德国选择党的迅速崛起以及新右翼越来越紧密地与“佩吉达运动”“身份运动”（Identitäre Bewegung）、“横向思维”（Querdenken）等各种街头运动相结合，新右翼越来越表现为一场同时在“街道上、头脑中和议会里”进行的“斗争”，但总体而言，新右翼的核心策略还是通过文化来影响和改变社会，尤其是改变社会中间派的思想观念，其诉求是“我们的观念必须成为整个社会的自我理解”。除了出书、参加书展、做读书节目等高雅文化领域的活动，流行音乐、戏剧、电视脱口秀等娱乐休闲和大众文化领域也是他们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场所，而近年来网络社交媒体和网络公共空间的迅速扩张则为他们提供了另一个巨大的活动空间。
新右翼非常善于利用一些普遍的社会心理来推广自身话语，其中首先就是社会中的保守派对于很多现代社会现象的抵触心理。由于全球化、现代性和移民运动的加剧以及各种传统社会规范的瓦解，社会中持传统保守主义价值观的群体产生了强烈的受威胁感，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他们还被告知自己偏爱的传统文化属于“政治不正确”，这导致部分人更加激烈地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新右翼有意识地利用保守主义者的这种受威胁感，强调天然、有机、传统秩序的价值和正当性，批评包括平等主义、普遍主义、女权主义等在内的各种现代价值，以此与这些持保守价值观的群体建立起话语和情感上的联系。
新右翼扩张自身话语所借助的另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是纳粹德国的特殊历史所导致的战后德国公共话语对德国罪责的持续强调以及与纳粹思想相关内容的禁忌，比如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话语都是明确的禁区，甚至连“民族性”和“爱国”等概念也成了极易引发争议的敏感话题。久而久之，一些德国人越来越觉得受到了左翼的“政治正确”和话语禁忌的压制。20世纪80年代，历史研究领域开始出现一种观点，认为德国不应永远生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之下，年轻一代的德国人有权卸下历史的包袱。这种观点逐渐传播开来，成为新右翼强化和宣传自身意识形态立场的一个极为有利的舆论背景。这一点在文学界也一直都有体现，最著名的是作家马丁·瓦尔泽1998年在保罗教堂所做的“德国书业和平奖”受奖演说。在演说中，瓦尔泽公开指责一些媒体和公共言论把奥斯维辛的历史工具化，将其用作“道德大棒”，因而引起了一场广泛的争议。新右翼充分利用社会中间派的这种思想倾向，一方面指责左翼主流话语对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压制，一方面致力于引导一种重建德意志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话语。
最后，对于新右翼的崛起和扩张更为直接的推动还是大规模移民带来的文化冲击、身份危机感和安全忧虑。自20世纪80、90年代起数量不断增加的难民和移民，不断加剧着部分德国民众的受威胁感和身份危机感，而欧洲难民危机的爆发更是成为这种情绪的引爆点。在2010年出版的畅销书《德国在自取灭亡》（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中，德国经济学家萨拉金（Thilo Sarrazin）把伊斯兰移民视为导致德国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广泛的讨论。该书使得新右翼话语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各种出版物和新右翼运动，而是深入到了社会的保守主义阵营之中，这就为新右翼的活动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环境。
对于新右翼是否应被定性为极端右翼，德国学界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统一界定。20世纪80年代末，盖森哈特（Wolfgang Gessenharter）将智识右翼界定为“新保守主义与右翼极端主义之间的枢纽”，认为他们并不谋求废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因此只能定义为“激进”而非“极端”。但随着时间发展和情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新右翼”归入右翼极端主义。政治学家普法尔-特劳伯（Armin Pfahl-Traughber）认为，新右翼代表了右翼极端主义阵营中的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借助族群多元主义、历史修正主义等主张和右翼隐微术等话语方式，通过媒体、出版物和各种协会寻求新闻和社会影响。德国内政部2006年发布《宪法保护报告》则将德国新右翼定义为“右翼极端主义的智识化”，认为他们致力于通过“对文化领域做出决定性影响”来达到“废除或至少是损害民主宪政国家”的目的。但《宪法保护报告》中并未对新右翼整体的危险性进行统一评估，只是分别评估其具体的组织、政党或出版物对民主的危害。
新右翼的极端性之所以难以明确界定，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并非具有严密组织形式和统一纲领的固定团体，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新右翼通常会采取特定的话语策略来伪装自己的真实立场，其中，否认式修辞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项策略。这种修辞的根本特点是否认自己的行为或言论具有种族主义或仇外的性质和意图，用不含负面色彩的词汇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行为，其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界定的困难，因为在否认了自身的种族主义和仇外立场之后，新右翼可以宣称自己只是在就事论事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意见，这使得他们可以模糊支持民主的保守主义和反民主的右翼极端主义之间的对立，从而成功地隐身在公共讨论中。此外，新右翼还善于借助文学、音乐、戏剧等大众文化形式间接地传达自己的意识形态，其真实话语往往隐藏在隐晦甚至模棱两可的表面之下。达根的读书节目就是新右翼这种文学政治的重要表现。借助这些话语方式，新右翼整体上表现出一种“难以抓住”的特点（Nicht：7-10），即使他们的某些言论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和仇外色彩，很多时候人们也很难直接将其定性为极端右翼。事实上，“极端”本身就是一个颇为模糊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什么都行”的后现代社会语境中，“极端”的定义经历了极大的压缩，导致最后其硬性标准几乎只剩下使用暴力一项（Nicht：24）。这就极大扩展了新右翼的活动空间，导致就连被联邦宪法保护局列入“极端主义”嫌疑的人也可以声称自己受到了歧视（Nicht：24），这不得不说是左翼现代性的一种自反性悖论。而新右翼也非常善于在实践中充分利用这种悖论，将自己呈现为“主流文化”的受害者。在这个意义上，近几年网络媒体上对“取消文化”的谴责和指控，成为对右翼来说颇为有用的话语工具。
此外，对于新右翼话语的成功扩张至关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舆论影响的制造。新右翼乐于参与或制造各种公共话题和舆论争端，这使得他们的声音获得了更多的出镜机会，使他们的意识形态在普通民众中进一步推广。库比契克曾表示，他们的宗旨就是“让那些在各基础领域里不掌握权力的群体的声音能够被听到”，这就要广泛参与甚至主动制造各种有争议的甚至耸人听闻的话题，因为他坚信“挑衅是通往成功的钥匙”。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马龙事件虽然不是直接由新右翼挑起，但无疑是他们喜闻乐见并乐于推波助澜的。从媒体报道下面的网络评论中所充斥的对出版社的指责和对所谓“政治正确”的嘲讽中可以看出，新右翼话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占领了网络上的舆论高地。
前面说过，在马龙事件中，菲舍尔出版社似乎才是极为被动、有苦难言的一方。如果对马龙与新右翼出版机构的合作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将从根本上违背其自身传统和价值观，但停止与马龙合作又使它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菲舍尔出版社这种进退失据的两难处境，很大程度上恰恰也是当今德国主流文化界面对新右翼话语猛烈攻势时的困境。尽管新右翼的很多言论和行为具有明显的极端色彩，但他们在话语方式和策略上的注意使得他们仍处在宪法的框架之内。他们的诀窍就在于：“只要不断向右推移边界，就永远也不会越界。”面对新右翼的步步紧逼，主流文化界往往无论怎样做都不恰当。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在2017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由于主办方给了安泰出版社一个摊位而引发了巨大的骚乱。公共图书馆也面临着应否收藏新右翼书籍的问题。
（博斯特尔，图片源自Yandex）
在主流文化界尚未找到恰当的姿态应对右翼文化革命的攻势之时，新右翼已经借助一次次的媒体热点和舆论争端将边界一步步地向右推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研究者博斯特尔（Dierk Borstel）认为新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比旧右翼的国家民主党“危险得多”。一方面，在新右翼的话语策略下，德国社会“可说之语”的边界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东西被允许，到最后甚至连“反人类的陈述”都可以化身为“合法的观点”出现在社交媒体中，久而久之，“社交媒体越来越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加速器”（Nicht：11）。而另一方面，正如博斯特尔所言，禁制选择党并不是一个好的提议，因为选择党会充分利用禁制的决定来制造更多的舆论纷争，从而进一步扩大新右翼的影响力。这样的两难境地再次与马龙事件中菲舍尔出版社的处境表现出高度的相似。
结 语
就在此次马龙事件发生几天前，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在2020年10月9日播出的“文学四重奏”节目中谈及马龙的《阿图尔·兰茨》时曾表示，他认为这是一部以非常轻松的笔调写成的小说，也应该以非常轻松的心态来阅读，并称若能如此，将会是一次美好的阅读体验。他的言下之意显然是建议读者别太重视书中那些极富争议性的政治主题和言辞。然而，文学阅读若真的是一件如此单纯的事，《阿图尔·兰茨》也就不会引发那么大的争议了。在文学作品中，思想观念可以凭借人物视角、叙述层次、反讽幽默等等因素获得一种无法锚定、难以捉摸的飘忽性，正因为如此，一些在其他场合不能说的话可以获得一个特殊的言说渠道，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但或许这也正是新右翼青睐马龙作品的原因。无论如何，马龙事件在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观察和了解包括新右翼话语在内的德国当代舆论话语纷争的同时，也促使人们反思文学在这种纷争中的角色和处境。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5期，专题·“战后思想”与右翼话语反思，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责编：艾 萌 校对：袁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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